Photo Credit: INSIDE / Anny 拍攝移動中的人物 Photo Credit: INSIDE / Anny 背景模糊處理人物更清晰 魔術橡皮擦 不少用戶都曾使用過第三方修圖軟體提供的背景去除功能，將背後惱人的雜物消除，現在Pixel 6直接提供內建的魔術橡皮擦（Magic Eraser）可以將背景物體或人像秒去除，留下主要人物。

文：索尼亞．普內爾（Sonia Purnell） 時候到了 一九四○年八月底，一個烈日當空的大熱天，英國地下情報員喬治．貝洛斯（George Bellows）正在塵土飛楊的西班牙邊境城市伊倫（Irun）工作，留神觀察車站裡來來去去、行色匆匆的人們。事實上，那個號碼的主人是尼可拉斯．薄丁頓（Nicolas Bodington），他任職於一個新成立且備受爭議的英國情報機構，是獨立運作的法國科（或稱F科）的高階人員。

貝洛斯的目光被一位迷人的美國女郎吸引。他自稱是一名推銷員，熟知戰時的交通難題，可以幫助她安排路線。一度遍布法國的情報員若非已經逃離，就是被殺，或者被判定不值得信任。為了回應希特勒，邱吉爾親自下令特別行動處展開史無前例的破壞、顛覆與偵查行動，在各地搧風點火，「讓歐洲熱烈燃燒起來」。貝洛斯聽到她如何在戰火下駕駛戰地救護車、如何由於無法忍受向納粹德國投降的恥辱而獨自走過大半個法國，以及如何穿越有重兵駐守、大致沿著羅亞爾河將法國一分為二的停戰分界線。

一星期一星期慢慢過去，在德軍猛烈轟炸倫敦之際，她幾乎夜夜不能成眠。透過一種新型（仍有待定義與檢驗）的非正規戰爭，他們需要為英軍重返歐洲大陸的那遙遠一天做好準備。法國旅行者的記述當然也會強調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尤其是砍頭和保留首級的做法，以及儀式性的食人習俗，不過在那些年代，殘酷和暴力是許多社會的共同特質，因此旅行者會將這些做法與原住民的敵人——漢人——的殘忍相提並論。

此外，為了說原住民的好話，記述者經常必須說漢人的壞話，批評他們的缺點，特別是批判漢人殖民活動導致原住民被迫承受重擔（這個論點極為諷刺，因為當時法國正全面致力於打造自己的殖民帝國）。這些研究在那麼長久的時間中如火如荼地進行，其實可能代表一個很簡單的跡象：隨著歐洲人與其他文明的來往日益頻繁，他們意識到他們假定的優越性終究站不住腳。旅行者們也在原住民身上看到一些漢人所不及的美德：他們被視為比較坦率、誠實、可靠，也比較有正義感。無庸置疑，「善良野蠻人」的主題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普遍存在於這些旅行者的記述中。

在丈夫遠行期間，妻子會一直擔任部落的統治者。也有一些情況是，部落頭目出行遠征時，把權力委託給他的妻子。

我認為光是以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點：雖然島上不同的山地部落具有共同的人類基底，但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之間的差異非常大。漢人奪取他們收穫的稻米，只把番薯和山藥留給他們。原住民之所以令某些旅行者留下良好印象，有時是基於記述者本身的一些期許，例如十八世紀時，馮秉正神父希望有朝一日能讓這些人群皈依天主教，而漢人似乎排拒這個宗教的誘惑。起初這也無可厚非，因為那時島上的人口主要是原住民，連西部平原也不例外。

現在世界上還勉強存在些許獨特成分，能讓像您這樣的學者們開開心心，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探究人類起源的混沌蒙昧。不過這項結論依據的是許多假設，並且引發諸多問題。十九世紀數十年間，建立這套分類方式的主要工具是人體測量學，特別是「測顱法」（測量頭顱的大小與形狀）。這的確是事實，不過婦女只是在丈夫的葬禮期間暫時行使治理權，等到葬禮結束，就會把權力移交給獲指定的繼任者。

他擁有司法管轄權，並負責解決所有爭議。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世界各地的「野蠻」或「原始」民族產生了一種新的偏執：他們要藉由科學證明某種人類演化理論，可用來將不同人類群體從「最原始」排序到「最進化」，而其結論當然是歐洲人比所有其他民族更優秀。

一百年後，文明進化的程度恐怕將已從地表掃除這些碩果僅存的元素，屆時的生活不會再像現在這般宜人。這種見解或許充滿善意，但同時也不免將原住民文化降格到博物館文物的等級，只能為人類演進前的狀態提供見證……。

前文提到的德維亞勒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中寫道： 「平埔番」[3]的稱呼雖然帶有漢人出於荒謬可笑的驕傲而給他們冠上的「番」這個字，但事實上，他們的文明程度不至於比不上出身天朝的中國農民他擁有司法管轄權，並負責解決所有爭議。十九世紀數十年間，建立這套分類方式的主要工具是人體測量學，特別是「測顱法」（測量頭顱的大小與形狀）。除此之外，當然還有膚色——根據這種理論，膚色代表人類演化的程度，膚色愈深，演化程度就愈低。出征和狩獵行動由他負責規畫。拉伍．吉哈．德維亞勒（Raoul Girard de Vialle）曾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Revue danthropologie）中寫道： 馬來—玻里尼西亞人想必是透過一連串入侵行動殖民福爾摩沙，而不同殖民行動的發生年代想必相隔久遠。

（……）不過我們不能忽視一個事實：這些土著受到漢人的嚴重剝削，生活非常困苦。前文提到的德維亞勒在一八八五年的《人類學評論》中寫道： 「平埔番」[3]的稱呼雖然帶有漢人出於荒謬可笑的驕傲而給他們冠上的「番」這個字，但事實上，他們的文明程度不至於比不上出身天朝的中國農民。

不過這項結論依據的是許多假設，並且引發諸多問題。不過中部和東部也生活著一些排斥外族的族群，他們先後反抗荷蘭人及大清帝國的殖民及統治，當時外界只能透過傳言知道他們的事，而他們的生活方式令人匪夷所思，激發外人的強烈好奇。

起初這也無可厚非，因為那時島上的人口主要是原住民，連西部平原也不例外。旅行者們也會思考福爾摩沙原住民族的起源：他們來自哪裡？與哪些其他文化有關？他們研究原住民的語言和體格特徵之後得到的結論是，這些原住民與馬來人和玻里尼西亞的海島民族有關。

此外，為了說原住民的好話，記述者經常必須說漢人的壞話，批評他們的缺點，特別是批判漢人殖民活動導致原住民被迫承受重擔（這個論點極為諷刺，因為當時法國正全面致力於打造自己的殖民帝國）。我認為光是以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點：雖然島上不同的山地部落具有共同的人類基底，但我們可以觀察到他們之間的差異非常大。也有一些情況是，部落頭目出行遠征時，把權力委託給他的妻子。不過，他主要是把原住民看成潛在的「美好收成」，意思是有朝一日能受到感化、接納天主信仰的眾生。

這種無可救藥的毒品令可憐的土著萎靡不振、失去判斷力，因此一旦染上這個惡習，為了得到鴉片，他們就會輕易拿土地擔保。文：龐維德（Frédéric Laplanche） 法國人看待原住民時顯現的種族主義與偏見 從十七世紀開始，來到福爾摩沙的法國旅行者一直對原住民深感興趣。

總之，法國人也在尋找台灣的「矮黑人」，針對台灣是否存在矮黑人的問題，巴黎學界曾掀起論爭的波瀾。一百年後，文明進化的程度恐怕將已從地表掃除這些碩果僅存的元素，屆時的生活不會再像現在這般宜人。

進入十九世紀以後，歐洲人對世界各地的「野蠻」或「原始」民族產生了一種新的偏執：他們要藉由科學證明某種人類演化理論，可用來將不同人類群體從「最原始」排序到「最進化」，而其結論當然是歐洲人比所有其他民族更優秀。無庸置疑，「善良野蠻人」的主題從十七世紀開始就普遍存在於這些旅行者的記述中。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認同原住民的某些優點：早在十七世紀，原住民就被描述為高大、強健，擁有超乎凡人的體格，特別是無與倫比的跑步速度與耐力，以及令人驚嘆的狩獵技巧。當這些入侵者無法透過暴力達成這種安排時，他們會使出另一個手段——讓平埔番沉溺於鴉片。我們的舊世界就這樣遠去了。漢人奪取他們收穫的稻米，只把番薯和山藥留給他們。

在平埔番[2]的部落中，每個村社都由一名人民選出的首領治理。現在世界上還勉強存在些許獨特成分，能讓像您這樣的學者們開開心心，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探究人類起源的混沌蒙昧。

法國旅行者的記述當然也會強調原住民征戰行為的凶殘，尤其是砍頭和保留首級的做法，以及儀式性的食人習俗，不過在那些年代，殘酷和暴力是許多社會的共同特質，因此旅行者會將這些做法與原住民的敵人——漢人——的殘忍相提並論。有關「矮黑人」（negrito）——身形矮小、膚色深黑的族群——的研究格外受到青睞，因為，如著名醫生阿米（Hamy）在一八七二年由巴黎人類學會（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言，「在人類的階層順序中，這些矮小黑人占據最尾端的幾個位置之一」。

因此，在當時與福爾摩沙原住民有關的評述中，就連那些最正面的見解也不乏這類偏見。這的確是事實，不過婦女只是在丈夫的葬禮期間暫時行使治理權，等到葬禮結束，就會把權力移交給獲指定的繼任者。